能为不可胜：杜牧曰：“不可胜者，上文注解所谓休整军事、闭形藏迹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为’。”李零说：“上文讲‘先为不可胜’，这里讲‘能为不可胜’，都有‘为’字。这两个‘为’字，为的只是‘形’，还不是‘势’。这里的‘不可胜’是‘形胜’。‘形胜’只是胜之半，‘胜’的另一半是‘使敌之必可胜。’”
不能使敌之可胜：杜牧曰：“敌若无形可窥，无虚懈可乘，则我虽操可胜之具，亦安能取胜敌乎？”施子美曰：“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在人。我虽能为不可胜，而不能使人之必可胜，使赵不空壁而争，则韩信之计亦未可施也。所以谓之不能使敌之必可胜也。”李零说：“‘必可胜’是决定性的胜，最后的胜。最后的‘胜’，要靠‘势’。没有‘势’，还没有最后的胜。‘形胜’之胜只是备战之胜，还不是应敌之胜。备战之胜只是预期的胜，还不是实际的‘胜’，实际的‘胜’要靠跟敌人过招，一招一招，逼近胜利。”
胜可知，而不可为：何氏曰：“可知之胜在我，我有备也；不可为之胜在敌，敌无形也。”张预曰：“己有备，则胜可知；敌有备，则不可为。”李零说：“这话和《虚实》篇的一句话正好相反。《虚实》篇说，‘故曰：胜可为也。’这两句话，表面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各是强调问题的一个侧面。‘胜可知，而不可为’，是说实力强弱有先定之数，事先就可以估计出来，不是临时能造出来的，实力是造不出来的；而‘胜可为也’，是说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不可事先传授，只能在实际战斗中，因应敌情。实力的发挥，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势’的角度看，还大有可为。”于泽民在《孙子·形篇主旨探析》一文中说：“如果把‘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都从用兵技巧去理解，这些观点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从治军和用兵两个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既重视实力建设，又重视灵活运用的辩证的理论体系。”从治军的角度看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因为“敌我双方实力的强弱是个客观存在，这个情况是可以了解掌握的，但是不可以一厢情愿地造成我强敌弱的形势”。从用兵角度看是“胜可为”，“因为实力的优势，并不等于是胜利的现实，指挥的艺术可以变虚为实，转弱为强，以弱胜强。这在《孙子》中多处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孙子说：过去擅长打仗的将帅，首先做到实力强大而不被敌人战胜，其次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不被敌人战胜的关键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能够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敌人是否出错。所以擅长打仗的将帅，能做到不被敌人战胜，却不能使敌人必然被战胜。所以说，若我军实力强大，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若仅凭实力强大而敌人却无隙可乘，就不一定能战胜敌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不可胜者，守也：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见敌人有可胜之形，己则藏形，为不可胜之备，以自守也。”
可胜者，攻也：张预曰：“知彼有可胜之理，则攻其心而取之。”按，孙子提出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概念，除了攻守之外，还有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专分等等。李泽厚说：“故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只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的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烦琐的细部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列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如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在一般经验中，这种方式大都处在不自觉或隐蔽的状态中（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分析的人类各民族神话所普遍具有的二分结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到处都自觉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不必要把任何对象都加以二分法的认识或处理。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的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辨性的抽象。”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汉简本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汉书·赵充国传》：“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后汉书·冯异传》：“夫攻者不足，守则有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朱军说：“我以为两种论点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各自看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角度不同。从战争经验看，如把两种论点绝对化，便都有不足之处。‘不足’与‘有余’似指数量而言。看部队的战斗力之强弱，不能单纯以数量多寡来表示，还有质量的优劣，必须全面考察。从战略角度看，担任守军的高级司令部，当它还没弄清敌人进攻的意图、进攻的方向、参战兵力之数量的情况下，它往往要全面衡量国防战略要地，可能受敌的方向和地域等问题。为了确保无失，而处处照顾、多处派兵设防，于是便陷于处处薄弱，总觉得兵力不足。而采取攻势之军，则专伺守方的空隙或薄弱部分，以较当面守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攻者有余，守者不足。”“毛泽东同志精辟阐明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术上以十当一’的理论，是最好的说明。从战略上讲，这与‘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原理是一致的。但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考察，假定敌对双方兵力相等，在守方以与对方实力相当的一个师，依托要地筑城坚守时，攻方欲克此要点，必须以四倍、五倍的兵力进攻，则数学方式将如下（A方为攻方，B方为守方）：设A方、B方兵数均为5，当攻击开始时5A：1B，此时5B－1B＝4B。则B方仍有4个单位的兵力可以机动，这样就看出‘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情形来。在实践中，当某军的兵力不足于对敌进攻时，则采取守势作战，以期利用地利和筑城之助，达到上述数学算式计算所示的目的，即期望取得‘守则有余’之利。”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梅尧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测。盖守备密，而攻取迅也。”李筌曰：“《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陈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时干，后一所临宫为九天，后二所临宫为九地。地者，静而利藏；天者，运而利动。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为山川，九天为天时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经》云：‘知三避五，魁然独处；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诸咎，则其义也。”李零说：“后人多把‘九地’、‘九天’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层次结构。这种‘层次’说明白易懂，但是否为原意，值得推敲。在旧注中，还有一种看法很值得注意，即李筌注和陈皞注是以遁甲术中的‘九地’、‘九天’解释《孙子》中的‘九地’、‘九天’。这种看法一直为学者所忽略。”“‘九天’、‘九地’，就是古书常说的‘九天’、‘九野’，九天就是极言其高，九地是极言其下，它们都是平面九宫格，上下是镜面反射的关系。这种概念也见于遁甲式，是古代宇宙论的一种想象。”“《孙子·形》中的那段话虽不一定是讲遁甲术本身，但‘九地’、‘九天’二词是源自古代式法，并与遁甲术有一定关系，还是可以肯定的。”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张预曰：“守则固，是自保也；攻则取，是全胜也。”
不能战胜敌人，就要采取防御；可以战胜敌人，就要采取进攻。采取防御是由于实力不足，采取进攻是由于实力强大。善于防御的人，将其实力隐蔽得如同藏于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人，把其兵力调动得如同从云霄之上从天而降，所以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意谓预见胜利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这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曹操曰：“当见未萌。”李筌曰：“知不出众知，非善也。韩信破赵，未餐而出井陉，曰：‘破赵会食。’时诸将呒然，佯应曰：‘喏。’乃背水阵。赵乘壁望见，皆大笑，言汉将不便兵也。乃破赵，食，斩成安君。此则众所不知也。”张预曰：“众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见，未形未萌也。”施子美曰：“太公曰：技与众同，非国工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何者？善制敌者，形于无形，见胜而不过众人之所知，此有形之可见也，何足以为善之善乎？”见，预见；或解释为显现，表现，实现。
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意谓通过争锋力战取得胜利，一般人都说好，这也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杜牧曰：“天下，犹上文言众也。言天下人皆称战胜者，故破军杀将者也；我之善者，阴谋潜运，攻必伐谋，胜敌之日，曾不血刃。”顾福棠曰：“未战而筹算胜者，潜运其智，专伐其谋，不杀一人而成大功，善之善者也。若出师而必至于战，即天下称之曰善战，老师竭财所伤多矣，故曰非善之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