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生活必需品。在海盐、井盐、池盐产地，出现了一批盐业市镇，而以四川自贡最为典型。据吴天颖《井盐史探微》载，作为自贡重要组成部分的贡井前身“公井镇”成立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并先后成为州县的治所。经过多年的发展，至明末，自贡已具备专业化盐业市镇的雏形，至清代，成为著名盐业市镇。据估计，自贡有盐业生产者、运输者、盐商贩以及服务于盐业行业的人，约有十几万或几十万。据李榕《自流井记》，自贡的“盐匠、山匠、灶头，握此三艺者约有万”，“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万家”，“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中亦说，自贡等大盐厂有灶户佣作商贩数十万人。据林振翰《川盐纪要》估计，自贡从事盐业劳动者约十余万人，牛马数万匹，这大体是可信的。因为自流井有眼井，每井以人计，有万余人，加上贡井，共十余万，是接近实际的。自贡盐工众多，分工细致，声音四起，黑云遮天，热闹非凡。

自贡盐商资力雄厚，“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势力最大，外来盐商中，陕西人占大部分，且最富。这些商人把川盐运到邻近省区售卖。

自贡的地名到处充满了盐味。据吴天颖统计，自贡今天依然存在的直接间接与盐有关的地名处之多。其中以经营盐业的字号命名的处(如老盐店、盐水店、盐店街、盐店头等)；以盐井、火井命名者处(盐水沟、火井坡等)；以汲卤井命名者处(小轿井、东源井等)；以输卤笕命名者处(大生笕等)；以煎盐的灶命名者处(正福灶等)；以食盐储运命名者处(进盐坝等)；以制盐工具命名者处(盐锅坝等)；以推卤动力牛命名者处(牛肉街等)；其他与盐有关的地名处(大盐商居住的“五云村”，祈求神灵保佑的“财神庙”等)。这些地名，保留了古代自贡的风貌：井架林立，笕管纵横，锅灶密布，火光熊熊，盐工忙碌，盐商竞争，盐担成群，盐船浮动。盐业市镇，以自贡最为典型。

城市

城市产生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城市是城与市的合称。城指在都邑四周的围墙，市是贸易活动的场所。古代一般是先建城，后设市。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维护统治，把建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一般是里面修内城，称为“城”，外面筑外城，叫作“郭”，外城之外挖护城壕，叫作“土阆”，这种城市，以其坚固，叫作“金城”。古人对于城的重要防御功能，有透辟的论述：“地之守在城”，“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南都繁会图夏代已出现了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城”。

商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商都殷规模颇大，有方圆十来里的面积，都邑里有九市，市里设肆。市肆是货物交换的处所。

“城市”一词出现于战国时代。这是城市大量兴起并定型化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很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亦出现。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城市是由国家建造并管理的，多设在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或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丰饶之处。城市有一定规划。都城由宫城与郭城组成，用城墙包围，成为密封式。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是当时最为繁盛的城市，它即是由郭城(大城)和宫城(小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在郭城的西南方，城垣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齐君的宫室设在宫城北部偏西处。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设市。其他城市亦都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市。市一般位于城的东北部，宫室位于西南部，临淄是这样，赵都邯郸也如此。战国时，邯郸由位于西南的王城(俗称赵王城)和位于东北的“大北城”两部分组成。王城是王宫的所在地，“大北城”是居民区和商工业中心。为了便于管理和安全，并限制贸易的自由发展，市亦用墙围起来，四面设门。围墙称“门叫”。市内设肆，由肆长把守。肆是陈列售货的地方，可能也附设有手工业作坊。还有市廛，是用以储藏货物的邸舍。市场上还设有官舍，管理市场的官吏在此发号施令，官舍上往往插有旗帜，以为标志。这就是先秦城市布局和市场设施的一般状况。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改进，城市市场上的货物已多起来了。

《左传》关于市场上货物的记载不少。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大贵族“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就是卖羊的场所，羊是买卖的货物。昭公三年载，齐国晏子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屦”是鞋子，“踊”是假脚。市场上有卖鞋子和刖足之人所用的假脚的。《国语·吴语》载，“市无赤米”，说明市上卖米，惟缺赤米。《诗经》载，“握粟出卜”，拿米去求卜。又载，“抱布贸丝”，市上丝和布相交换。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载，有“酤酒者”。